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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校长张宗益:决定一座城市高度的不是摩天大楼,而是大学

  张宗益,重庆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曾任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常委、校长。他是从工学转型经济学的“跨界人才”,认为学科融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他与重庆大学渊源深厚,未来更希望带领重大保持一流、颠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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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校长张宗益:决定一座城市高度的不是摩天大楼,而是大学

超乎想象的四十年,高等教育进入提质增效阶段

  陈志文:如果让您用一个词来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变化,您会怎么说?

  张宗益:应该是天翻地覆,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可以说是超乎想象。那时候,我们很难想象未来的大学条件这么好。这种发展路径在未来也很难复制。

  陈志文:在这40年里,中国大学的规模和质量都得到了大幅提升。您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潜力如何?

  张宗益:现在,中国的大学规模已经很大了,在某些领域也已达到了领先世界的水平。不过,我觉得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空间和潜力还是非常大的,高等教育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我们现在同样很难想象,未来中国大学发展到世界领先水平时,是什么样子的。

  陈志文:近年来,高等教育逐步提质增效、加强内涵建设的阶段,您对此是怎么理解的?

  张宗益: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以稳增长、调结构、转动力、提质量为特征的新常态,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和治理体系等提出了新要求,进而冲击大学的办学理念、发展思路、人才培养模式、学科专业设置、资源聚集策略等。

  就高等教育而言,从发展目标上讲,其核心任务是提高质量,提升全球竞争力和人民满意度,具体体现为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以及为传承和创造人类知识文明所作的贡献;

  从发展方式上讲,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下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发展,实现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与效率四者的和谐共进;就治理方式而言,传统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已经难以为高等教育提供持续的动力,迫切要求高等教育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陈志文:高校发展坚持质量导向的意义何在?

  张宗益: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长远发展阶段,这要求高校必须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来思考大学长远的办学质量问题,尤其是深化对大学如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未来趋势的认识。

  一方面,坚持质量导向是更好地满足经济转型发展的长远需求。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对作为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重要基地的大学愈发依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处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重大变革中,而创新往往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要求大学必须培养更具未来适应性和创造性的人才,创造能够更好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知识和技术。

  另一方面,坚持质量导向是积极适应教育综合改革的客观需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是教育领域改革的基本思路,“管”的思路与“评”的原则的改变更要求“办”的主体主动适应。目前,高等教育领域“管”的方式正在逐渐转变,也正在加强“评”对提升质量的作用,因此,对于“办”的主体——高等学校而言,应从根本上重塑始终坚持质量导向的意识。

  此外,坚持质量导向是加快推动高等学校发展的必然选择。提升质量是全世界高等教育共同面临的基本问题,也是所有高等学校发展的基本生命线。实践证明,高等学校要在竞争态势激烈、市场选择决定的时代维持办学声誉、提升办学水平,就必须始终坚持质量导向,在更高层次上对标定位,参与竞争。对于中国的高校而言,迫切需要进一步提升质量。

  陈志文:您认为,该如何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提高教育质量?

  张宗益:在新常态下,对高等教育“质量”内涵的把握,需要我们主动适应时代变化,准确把握高等教育质量观的演进历程,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本质规律,并根据高校自身实际树立科学的质量观。

  其一,密切追踪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动态演进。高等教育质量观经历了“合规定性”“合需要性”“合发展性”三个相互关联的阶段。“合规定性”即高等教育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符合国家或行业颁布的技术标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外部竞争持续增强,高校唯有适应不同主体发展需求即“合需要性”才能不断提升竞争力。此阶段,质量标准表现为对不同主体需求的满足程度。而从现在开始,高等教育不仅要适应社会发展,还需批判、引导和改造社会发展,“合发展性”所特别要求的创新能力成为关键性指标。

  其二,树立符合大学自身实际的科学质量观。高校坚持质量导向,关键在于建立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科学质量观,因而必须遵循如下原则:第一,遵循教育规律,坚持着眼当前与适应未来相统一;第二,瞻望长远发展,坚持立足本土与放眼国际相结合;第三,符合发展实际,坚持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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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校长 张宗益 中国教育在线/摄

学科融合是时代的必然,要培养学生的“跨界思维”

  陈志文:您高考时选择了成都科技大学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1985年获得了学士学位,而后在重庆大学获得了硕士及工学博士学位。在成都科大和重大读书的经历,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张宗益:成都科大是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时,川大工学院与其它院校合并组建成立,现在已经并入四川大学了。成都科大为我打下了很好的理工科基础。那时候大学生很少,能上大学的学生都比较勤奋,我也如此。

  我从成都科技大学本科毕业后,进入重庆大学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继续读研深造。后来,我的导师杨秀苔调入管理系新组建电力技术经济专业,我也就随之到了新专业。在重庆大学的这段跨学科经历让我在提高能力的同时,也扩大了视野,改变了我。

  陈志文:后来,您在英国朴茨茅斯大学又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英国的这段经历给您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张宗益:我在英国前后差不多有八年,1998-2001年在朴茨茅斯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伦敦经济学院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

  英国的这段经历让我开阔了眼界,对中国与英国的高等教育有了切身的直观感受与比较,也让我知道了世界高水平大学是什么样的,了解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慢慢理解了西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明白了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社会匹配性和源头。

  陈志文:您从电力自动化转到经济管理专业,跨了两大学科,能否讲一下当时的契机?

  张宗益:于我个人而言,是很偶然的参与到了学科的交叉融合中;但于时代而言,我认为这是必然,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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